约斯·德·穆尔 , 激进浪漫主义 (Radical romanticism)

 在这里, 我先要简单说明一下此文的写作背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很多摩洛哥和土耳其人去
欧洲西部的一些国家从事劳动力低廉的工作 (有点像中国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 那个时候人们希
望几年之后他们会返回祖国, 但是, 其中的很多人邀请家人来到欧洲, 现在, 成千上万的摩洛哥和土
耳其人居住在欧洲 (在荷兰, 占人口总数的十六分之一)。 这些人中很多是穆斯林, 这引起了西方核
心文化的颇多关注, 很多西方人害怕欧洲最终会变成穆斯林大陆———欧拉伯 (Eurabia)。 这种恐惧更
因为 “9·11冶、 穆斯林恐怖分子袭击马德里和伦敦以及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谋杀荷兰导演Theoban Gog
等事件而加剧。在西方社会特别是那些不喜欢穆斯林的人们将此与启蒙运动联系起来, 他们说正如启
蒙运动批评基督教, 我们现在要批评伊斯兰教。 但是, 经常可以看到, 这些移民的第二代开始世俗化
了, 所以, 我不相信伊斯兰教会威胁欧洲。 我更倾向于浪漫主义的态度 (那就是对核心文化保持热
情, 而不是激进的态度)。 浪漫主义者认为, 所有形式的原教旨主义 (如穆斯林或者其他一些启蒙版
本的东西), 在追求绝对性问题上, 与启蒙思想是相通的, 这对世界而言是危险的。
浪漫主义一般会让我们联想到月光下树林里的情侣或者是热带的海滩, 这种熟悉的甚至是老生常
谈的场面。 这种印象也许可以叫做情感的甚至是伤感的, 冷眼一看, 单纯无比。 Rüdiger Safranski (1) 淤
让我们相信浪漫主义并不如我们一般认为的那样单纯。 在Safranski的Romantik (2) 于 这本书里, 他向我
们展现了这样一场运动: 开始于1800年左右, 这场运动带有德国人豪爽的自我憎恨的气质, 一种艺
术、 宗教和政治因素掺杂在一起的运动, 这些将欧洲文化带到了无底深渊的边缘。

Safranski 说, 一些诗人, 如诺瓦利斯 (Novalis)、 荷尔德林 (Holderlin) 和施莱格尔 (Friedrich
 Schlegel), 他们的浪漫主义欲望是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同质的世界, 这样的愿望很容易被认为是天真的
和不健康的情感而被迫放弃。 而当后来的浪漫主义者比如马克思、 瓦格纳 (Wagner) 和尼采想要自
己真正实现这个愿望的时候, 事情就完全变调了, 从那时起, 到Joseph Goebbels所说的 “被偷走的
浪漫主义冶 (st覿hlerne Romantik) 只有一步之遥了。
欧洲上两个世纪的灾难似乎唐突地把德国人从浪漫主义晕眩中惊起。 在Safranski看来, 1960年
代的反文化, 以红色军团党团的恐怖暴力结束, 对当时的社会结构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告诉我们浪漫
主义欲望对根源于启蒙运动的民主文化是一种持续的威胁。
浪漫主义, 被视为一种反启蒙运动的形式, 使人们沉溺于非理性主义和民族主义中, 最终陷入暴
力。 这是一种很流行的描述。 20年前, AlainFinkielkraut 在他的La d佴faite de la pens佴e 一书中讲述了一
个相似的故事 (3) 。淤 在后文中, 我将为一种相反的阐释观点进行辩护。
Safranski 提到的使欧洲人在上两个世纪备受折磨的那些灾难, 我认为并不是根源于过度的浪漫主
义, 而是由于浪漫主义的欠缺才发生的。 因此, 在一个思想家们很乐于回头查阅激进启蒙主义的时代
和国家里, 值得对激进浪漫主义的思想遗产重新阐释。

一、 激进浪漫主义

与Safranski 和 Alain Finkielkraut 所说的相反, 年轻的浪漫主义者们当时对启蒙思潮的理想不是持
有憎恶态度的,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法国大革命的热烈支持者。 法国大革命根源于启蒙思潮, 但是,
这场革命产生的血腥的雅各宾恐怖使年轻的浪漫主义者们明白了启蒙思想并不能保证一个更好的世
界。 在这一点上, 浪漫主义者跟随了席勒 (Friedrich Schiller) 的分析。 席勒在颇具影响力的信件集
《论人的审美教育》 中分析: 灾难是由启蒙思潮片面的理智主义思想导致的, 还没有达成人的感性激
情与他的崇高的理性理想之间的平衡。
启蒙运动发起对世界的 “祛魅冶, 也导致了原初的功利主义。 浪漫主义哲学家谢林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 1800 年讽刺地指出,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mangelwurzel (一种用做
牛饲料的甜菜) 被我们算作人类心灵的最高成就冶。 在康德和席勒之后, 浪漫主义者所提出的补救,
是对生活和世界的美学化, 即, 使它们成为一件巨大的艺术品, 以便为道德理想增加感性的东西。
在一种不受宗教约束的后宗教文化中, 只有艺术可以给我们之前宗教给我们的灵感和社群精神。
Novalis 在 1798 年左右指出: 通过赋予普通的东西高深的含义, 赋予通常的事物神秘的外貌, 通过把
未知的尊严加在人们所知的东西上面, 把无限的外表加在有限的东西上面, 就可以使事物浪漫化。 这
个程序是为着更高深的、 神秘的、 无限的东西而反转进行的……它的含义通过普通的事物而得到表
达。 通过这种运作, 谦卑的自我与一个更好的自我同一了。
Safranski 在他的书中指出将浪漫主义称为通过美学手段的宗教的继续, 这种说法具有真实性, 但
是延续的区别值得注意。 欧洲的主要宗教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灾难让浪漫主义者们注意到在宗教、 政
治和爱上追求绝对, 会容易导致血腥的暴力, 当人们坚信这些东西能够而且必须实现的时候, 武力也
就是必要的了, 如果有必要通过武力。 对于浪漫主义者们来说, 他们悲惨地认识到追求绝对的欲望这
个目标是不能实现的。 用赫尔德林的一句诗表达: 浪漫主义欲望是一种 “庄严的清醒冶。
这也是为什么谢林将浪漫主义欲望定义为 “一种在热情和反讽之间的震荡冶。 没有热情 (这个词
源自于希腊语enthousiasmos, 意思是神圣的拥有权), 个人或者社会将会坠入犬儒主义 (cynicism) 和
虚无主义 (nihilism)。 但是没有反讽, 所有崇高的理想会很容易导致恐怖。 当浪漫主义者观望着理想

并反讽地呼唤着它时, 他们是在防止这种理想凝固化, 并阻止自己被人类幸福的可操控性的危险幻觉
所迷惑。 因此, 浪漫主义的讽刺远远超过一种简单的形式主义的比喻。 更多的是, 它具有一种本体论
意义, 表达了我们实现无限欲望的能力的一种极大的有限性。 同时, 这种讽刺的态度表达了浪漫主义
欲望的超越性特征。 反讽使我们超越了现存的信仰和真理。 因此它体现了对新经验的基本的开放性。
激进浪漫主义是一种富有启发性的欧洲文化模式。 它强调在后宗教文化中寻找灵感的新形式的必
要性, 避免我们掉入教条主义和狂热主义陷阱。 由于浪漫主义者们的使命很快地淹没在无边的现代化
热情中, 它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 从浪漫主义者的观点看, 政治、 科学和艺术现代性以反讽的极度
匮乏为特征, 正是由于未能看清这一点, Safranski 和Finkielkraut所要重建的欧洲历史才出了偏差 。
不应否认, 马克思和共产主义的现世理想曾受到早期浪漫主义热情的激发。 但是, 马克思和他的
革命继承人却完全缺乏反讽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同样是浪漫主义的显著特征。 这就是Safranski将马
克思说成是浪漫主义者的不当之处。 但是, 马克思的朋友亨利希·海涅 (Heinrich Heine) 却明显表
现出浪漫主义立场, 海涅在很多方面都同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 他以犀利的嘲讽警告了过度热情
的危险。 在Almansor 一书中, 海涅表述道: 他们烧了书, 他们将最终烧了人类。 瓦格纳梦想可以通
过将德国文化转变成 “总体艺术冶 (Gesamtkunstwerk) 而对之进行彻底更新, 瓦格纳可以因为相同的
原因与马克思一样被称为半浪漫主义者, 特别是他彻底的反犹太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以及他对基督
教的回归, 表明了他明显缺乏反讽距离感的事实。
尼采是一个更复杂的人物。 年轻的时候他是瓦格纳歌剧的一个崇拜者, 但是很快就开始排拒瓦格
纳作品的浓郁的神话色彩。 在对瓦格纳的迷醉中清醒过来之后, 尼采写道, 也许在未来我们可以欢
笑。 但是, 此后的欧洲历史却没有给人们欢笑的理由。 无论怎么看, 国家社会主义都没有呈现出什么
反讽性的自嘲, 它所导致的结果也表明这一点。 1960年代的反文化造成了恐怖主义的极端行为, 这
些行为却无可争辩地是在反讽被压制、 狂热激情占主导时发生的。 即使在世俗的伪装下, 如果排除了
反讽的钳制, 无条件坚信绝对实现的可能性也不会为任何东西阻挠。
现代的特点是过于热情。 认识绝对的可能性的一个无条件信念 (在宗教、 政治和爱的范畴内),
后现代反应则是激进地嘲弄绝对。 将浪漫主义从现代和后现代两极分离出去的原因是: 浪漫主义没有
将自己划入两极中的任何一级, 而是在热情与反讽之间摇摆。 结果是对于 “绝对冶 的一种模棱两可
的态度, 浪漫主义变成了一种最有歧义的东西。 在浪漫主义关于崇高的概念上, 这种模棱两可和摇摆
性最为清楚。

二、 从自然崇高到技术崇高

当我们称一处风景或者一幅艺术作品为 “崇高冶 (sublime), 我们表达的实际上是它具有一种独
特的美或者出众之处, 这种 “崇高冶 不仅仅是一种审美的描绘, 或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 无可比
拟的足球射门也可以叫做崇高。 “崇高冶 是指超出一般。 这个意思在德语和荷兰语的词汇中有很好的
表达, 叫做das Erhabene。
崇高这个词有很长的历史, 从拉丁词sublimis来, sublimis 用于书面语时意思是在空气中高高在
上, 比喻意为崇高的或者伟大的。 Sublime最早出现在有历法以来的 “On the Sublime冶 一文, 这篇文
章一直被认为是朗吉弩斯 (Longinus) (4) 淤 所作, 也许不对。 作者没有给出the sublime的定义, 一些古
典派甚至怀疑the sublime 是否是希腊语hypsous 的正确翻译。 作者通过使用古典文学中的一些引语,
来讨论什么是崇高的, 什么不是崇高的。 其中一点是这个词必须讨论重要的伟大的对象, 并与强烈的
情感相关。 比如说, 这个词一定讨论过重要的议题并与强大的情感相关。 对于伪朗吉弩斯者们来说,
崇高的风景甚至触及到神。 自然 “在我们的灵魂中种下了不可战胜的激情, 比我们自己更伟大和神
圣冶。
朗吉弩斯的文章在同时代很少被提及, 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也很少被提到。 朗吉弩斯的文章最初
在1554 年才在巴塞尔发表, 在Boileau翻译成法语、 Smith 翻译成英语之后才开始了其在欧洲文化历
史中的胜利之旅。 从标志着浪漫主义顶峰的巴洛克时代开始, 崇高开始成为美学的核心概念。 那时,
崇高经常与自然经验联系在一起, 我们发现18世纪 “崇高冶 在英国作家的欧洲和阿尔卑斯山的伟大
之旅中作为描绘自然的词汇经常被使用, 出自豪门的年轻人经常使用这个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他们
用 “崇高冶 把令人敬畏的群山景观变成词语。
崇高指野性的、 无边界的伟大的自然, 这种宏伟壮观的自然景色因此被与更和谐的美的体验进行
对比。 Edmund Burke 将崇高定义为恐怖的愉悦, 自然的力量会让观众忘我地狂喜, 当然, 这是观众
在安全的距离内。 但是, 在德国浪漫主义那里, 崇高失去了它无辜的特性, 特别是在康德的著作中,
在 《判断力批判》 中, 康德跟随Burke的观点, 为美 (beautiful) 和崇高 (sublime) 下了明确的定
义, “美冶 是指那些给我们愉快感觉的东西, 这些东西使我们充满了欲望, 因为它们使我们坚信我们
生活在一个和谐的和有效率的世界中。 一个美丽的日出给我们的印象是生命挺美好的, 确实如此。 而
“崇高冶, 与那些使我们希望和谐的愿望变得沮丧的经验相联系, 崇高被那些超越我们理解和想象的
东西唤醒, 因为它们的无边界、 过度或者混沌特性。
康德进一步区分了数学崇高和力学崇高。 首先, 数学崇高, 指那些巨大的不可衡量的以及无限的
理念。 当我们注视巨大的山峦景象或者抬头看苍穹时, 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有限。 康德接下来解
释力学崇高, 认为力学崇高是一种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力量。 他用的例子包括火山爆发、 地震和海啸。
这里, 我们也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和有限, 但是在力学崇高的例子中, 我们认识到这些自然的力量可以
用巨大的能量毁灭我们。 力学崇高唤起敬畏和恐惧, 引起负欲望。 吸引和排斥融合于一个暧昧的模棱
两可的经验之中。
由于崇高在康德的著作中保留在基本的美学类别词中, 康德强调, 对崇高的体验以保持安全距离
为特征。 当看到一幅海上风暴的画, 人可以在博物馆里一边休息一边注视自然的不可抗拒力量, 但不
是在海上! 席勒在他一系列的文章中更进一步并将崇高从审美经验这个安全的茧里解放出来,
为了完成这种解放, 席勒在1793年 《论崇高》 (Vom Erhabenen) 一书中重新阐述了康德关于数
学崇高和力学崇高的区分。 席勒认为数学崇高应该贴上 “理论假设的崇高冶 的标签, 不可衡量的高
山和夜晚的天空引起我们一种对纯粹的无限反思性体悟。 而当自然以破坏力呈现时, 我们经验到了实
际的崇高, 这直接影响到我们自卫的本能。 最重要的是, 席勒认为, 我们需要另外一种区分。 当我们
从一个安全的距离看到危及生命的力量时, 比如说在安全的地方看海上的风暴, 我们可能经验到风暴
的宏伟, 但不是崇高的特性。 一个经验只有在我们生命真正受到自然不可抗拒力量威胁的时候才能成
为崇高, 而且即使这样也不够, 人类有一种将自己在肉体和道德上都躲离自然界危险的急迫感……在
希勒的著作中, 崇高从一种模棱两可的美学词汇变成一种同样模棱两可的生命词汇。
但是, 历史没有停止, 在19世纪和20世纪, 这种 “崇高冶 的模棱两可的经验性逐渐从自然范
畴转变到了技术范畴。 我们目前的时代被视做世俗化的时代。 上帝正从自然中撤退, 自然在这个进程
中日益丧失了其神秘性。 正如朗吉弩斯所说。 自然已经不再深植于我们, 我们基本上受到了技术的控
制, 神的规矩基本上变成了人的工作, 神圣的自然的力量已经转换成了人类技术的力量。 在这个意义
上, 崇高变成了朗吉弩斯所说的: 一种人类技术形式。 但是, 技术并不是一些人文技术 (alpha technologies) (5)
淤, 比如说修辞学之类的, 而是, 我们发现自己处在自然技术 (beta technologies) 的边缘。

现代人被自然击败的次数越来越少, 取而代之的是精力旺盛地控制自然。
正如David Nye (6) 淤在 《美国技术崇高》 中指出的: 美国人开始拥抱技术崇高时的热情就像他们开
始拥抱自然崇高时一样, 对自然崇高的崇拜, 如我们可能在大峡谷所体验到的, 被工厂、 航空工业、
汽车工业和军火的崇高所取代。
然而, 如果认为我们取消了崇高的黑暗面就太不成熟了。 随着神圣的自然能量转变到人类技术,
崇高的模棱两可的经验也在后者中孕育了。 我们现代崇高的体验是技术不可抗拒的力量。 在技术时
代, 正是技术本身在与自然的战争中获得了一种让人混淆的特性。 一方面, 技术是对人类伟大的智慧
的反映, 但同时, 我们在享受着进步的同时, 也被技术控制并受到威胁。 技术, 比如核能量和基因控
制, 具有双面效应: 它们聚集了我们对富裕的希望, 这个技术可以为人类带来的, 也有我们对于技术
失控的潜在的毁灭性的恐惧。
但是, 现代人拒绝非技术性, 我们曾经的自然生境 (biotope) 已被彻底转变为技术生境, 我们
已经创造了一个技术世界, 离开它我们无法生存。 那种我们重返自然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超世俗的幻
想。 如前所述, 我们不需要后悔。 对于技术成果的热情是正当的。 现代技术给普通的欧洲人和美国人
带来舒适的生活, 这是王权时代无法想象的。 但是, 战争也告诉我们, 适用于一般崇高的东西也适用
于技术崇高, 如果缺乏反讽性的疏远, 技术手段所带来的野蛮后果要远远超出他所平抚的麻烦。 将所
有纳粹的罪行都归咎于非理性主义未免太简单化了, 我们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对技术崇高过于热情引起
的。
在David Nye 看来这就是为什么整个20 世纪对技术崇高的热情变成了恐惧, 特别是原子能和基
因技术让我们恐惧, 我们可能创造了一种最终毁灭自己的技术。

三、 超越热情与反讽的对立

我的意思绝不是说反讽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拒绝对技术反讽与无批评地接受技术同样幼稚。 事
实上, 现代热情引起的惨败预示了我们将因为过多的反讽为自己挖战壕。 这时候后现代主义就在批判
现代主义的伪装下开始。 作为现代欧洲暴行的一个结果, 后现代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大。 后现代对现代
的热情提出批判, 但是当反讽占上风的时候, 热情就会消失, 只剩下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 这对文化
同样致命。
我们从对激进浪漫主义的分析可以知道的是, 我们不得不在热情与反讽之间保持不稳定的平衡,
就像我们走钢丝。 谈到技术崇高, 我们需要超越那种无建设性的热情与反讽的对立, 以及乐观和悲观
的对立。 在高科技的今天, 我们不再可能期望艺术可以拯救我们。 然而, 这并不是说艺术已经失去了
存在的意义, 艺术可能会帮助我们舒缓压力。
浪漫主义摇摆着, 永远徘徊在热情与反讽之间, 也许这是欧洲多元文化社会下的正确态度。 在这
样的社会中, 一种热情很容易激怒一种反对情绪,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启蒙运动的原教旨主义 (funda鄄
mentalism) 经常与穆斯林的原教旨主义相似, 试图走极端战争。 如果历史可以教给我们些东西, 那
就是这些激进主义可以确保狂言肆虐。 反讽是一个很好的灭火器, 特别是当它对准我们的热情的时
候。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过度的反讽也会使我们失去目标。
(翻译华铭,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译文校订邢立军, 深圳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 马摇 妮摇 

作者简介: 约斯·德·穆尔, 荷兰艾拉斯穆斯大学哲学系 (Faculty of Philosophy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人类与文化哲学教授,
哲学博士, 研究方向: 哲学人类学。
究。

1. Rüdiger Safranski (1945-), 德国哲学家, 2005 年莱比锡图书奖获得者, 对席勒、 尼采、 叔本华、 海德格尔等人的理论有研2. Rüdiger Safranski, Romantik, Munich: Hanser, 2007.
3. 淤 此书英文译为TheDefeat of the Mi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4. 淤 Longinus, 约213-273, 古罗马时期希腊学者、 修辞学家、 批评家。 著有 《论崇高》, 继承了贺拉斯的古典主义观点, 一般
认为其第一次明确阐述了 “崇高冶 这一审美概念。
5.  原文用alpha technologies 和 beta technologies。 在西方, 人文科学表述为 alpha-sciences, 自然科学表述为 beta-sciences, 社会 科学表述为gamma-sciences, 根据这点, 作者将技术区分为alpha technologies 和 beta technologies.
6.  David E. Nye, 南丹麦大学历史学教授, 2005 年达·芬奇奖章获得者, 著有 《美国技术崇高》 一书, American Technological Sublime, MIT Press,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