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德·穆尔《数据库建筑：对可能性艺术的人类学考察》Database Architecture: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关键词：建筑；数据库；艺术；环境设计；哲学人类学

一、康斯坦特的“新巴比伦”

“荷兰艺术家康斯坦特·纽文惠斯在1956年就针对未来社会的需要提出了富有远见的建筑方案，并在随后长达20年的时间内一直从事这一工作。在近40年里，作为由艺术家组成的眼镜蛇集团的创始人之一，他在1953年就放弃了绘画，以便专注于建筑问题。1957年他成了国际情境画派的创始人之一，并发挥了核心作用，直到1960年他退出国际情境画派。作为纽文惠斯最终所愿称谓的方案，‘新巴比伦’乃是意欲引起争论的一种情境城市。

“‘新巴比伦’被阐述为无穷系列的模型、草图、刻版画、平版画、拼贴画、建筑图纸和照片拼贴，以及宣言、文章、讲演、电影。‘新巴比伦’是批判传统社会结构的一种宣传方式。

“‘新巴比伦’构想社会的全面自动化，在那里，富有创造性游戏的流动生活方式取代了对工作的需要，传统建筑连同它所支撑的社会机构一起瓦解了。拥有庞大的多层级内部空间的网络最终覆盖全球。这些相互联系的网络区域通过高大的圆柱漂浮在地面上。当运载车辆在下面急驶、飞机降落在屋顶之时，居民则徒步穿行在庞大的迷宫内部，不断地重建着空间氛围。每个环境区域都能自行控制和重新配置，社会生活变成了建筑的游戏，建筑变成了人类互动意愿的闪亮呈现。

“康斯坦特总是将‘新巴比伦’看作一种可实现的方案，这引起了建筑与艺术学派对建筑的未来作用的激烈争论。他强调，传统艺术将会被集体形式的创造力所取代。他将自己的方案定位成终结传统艺术与建筑的起点，甚至对随后的建筑师具有重大影响。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康斯坦特很快在试验性建筑领域赢得了显赫地位。但是，自1974年康斯坦特停止他的工作后，‘新巴比伦’方案就不受关注，其影响终将被遗忘。”[①]

上述内容引自鹿特丹维特·德·维斯（Witte de With）当代艺术中心网站。大约十年前，它作为“康斯坦特的‘新巴比伦’：超建筑的渴望”展览会简介被发布。这次展览会于1998年11月21日至1999年1月10日在维特·德·维斯举办。^[②]虽然这份文本为康斯坦特的“新巴比伦”提供了足够的解说，但回顾康斯坦特的影响终被遗忘的声明是毋庸置疑的。尽管1974年在海牙举办的“新巴比伦”大型展览确实是康斯坦特“新巴比伦”的最后一次全面展示，但在随后的25年中也举办过很多小型展览，如1989年在巴黎蓬皮杜国家艺术与文化中心举办了同国际情境画派有关的展览，1997年在巴塞罗那举办了“情境画派：艺术、政治与城市生活方式”的展览。

此外，自从1998年的鹿特丹展览之后，康斯坦特的“新巴比伦”就被策展人、建筑师和理论家再度频繁关注。早在1999年，也就是在鹿特丹展览一年之后，纽约绘画中心就以“康斯坦特的‘新巴比伦’：另类都市生活”为名举办了康斯坦特“新巴比伦”的首次美国展览。伴随这次展览举行了研讨会，并在2001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令人印象深刻的论文集《激进派艺术：从康斯坦特的‘新巴比伦’到超康斯坦特的情境派建筑》。2001年，法国安提布毕加索博物馆举办了一次康斯坦特“新巴比伦”的回顾展，随后在2002年的德国卡塞尔第十一届文献展上举办了一个特别的“献礼展”。2004年，柏林新国家画廊展出了康斯坦特的一系列模型以及雷姆·库尔哈斯（Rem Koolhaas）的设计、文字、图片，借以展示新巴比伦对当今主要建筑师的重大影响。正如马克·维格雷（Mark Wigley）在“超建筑的渴望”展览目录中写到的：“在一系列实验性建筑实践中，他的思想轨迹十分明显：建筑图像派^[③]、建筑原理、活动空间、超级工作室、建筑伸缩派^[④]、大都会建筑事务所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当然远不止这些。新巴比伦的影响可以从具体的设计方案、理论提议、团队组织以及多媒体配置形式中看出。事实上，‘新巴比伦’仍然引起当代人的强烈共鸣。” [1]P.5维特·德·维斯当代艺术中心董事长巴托梅乌·马里（Bartomeu Marí）在这份展览目录的序言中说，“新巴比伦”使得康斯坦特成为“20世纪最有远见的一位建筑师”。[1]P.5

作为一位富有远见的建筑师，康斯坦特深深植根于先锋派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各种历史先驱，如未来主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包豪斯运动乃至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运动。这些前卫的艺术运动有其共同之处，就是厌弃“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因为这种观念将艺术从生活中剥离开来，却没有将艺术与生活重新融合的浪漫思想^[2]。尽管康斯坦特在他有关“新巴比伦”的文章中反复引用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的《游戏的人》（1938），而且，毫无疑问，赫伊津哈有关游戏与自由紧密相联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康斯坦特，但是，康斯坦特反对赫伊津哈认为游戏在地点和时间两个方面有别于“日常”生活的见解^[3]。与之不同，康斯坦特极力主张生活与社会合一的 “游戏” 本质，未来的游戏人会“远离功利世界，在功利世界中，创造性只是一种逃避、一种抵抗”[4]。在这方面，康斯坦特设想的“无限游戏的社会”与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描绘的“游戏世界”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赞同游戏对人的解放的作用。席勒重视人的游戏本能，这也与康斯坦特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传统文化主张存在关联，尤其与同时代的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存在关联。在康斯坦特着手“新巴比伦”方案的前一年，马尔库塞出版了《爱欲与文化》，同样追随席勒的游戏说[5]。另外，反传统文化的代表们所主张的哲学，如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欲望论，也与康斯坦特的“新巴比伦”精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德勒兹的欲望生产概念和针对游牧生活方式的辩护类似于康斯坦特的“新巴比伦人”的流动生活，“新巴比伦人”生活在“富足的世界”里，在这里，“有一个大的屋顶，下边辅以活动构件，建成公共住所；这是一个临时的、可以不断改建的生活区，是全球范围内流动人口的大本营”[6]。

不过，康斯坦特最显著的新发现是赛博空间和混合空间理论领域。“也许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新巴比伦’方案的方式，它预示当代人所关心的东西总伴随着电子空间。无限灵活的幻想、永恒的转换、交互式的空间就是近年来无数计算机基础项目的回应”[1]P.63。根据这种观点，“新巴比伦”看起来是一个万维网（或称网络）的模拟。用《激进派艺术：从康斯坦特的‘新巴比伦’到超康斯坦特的情境派建筑》一书编者的话说：“几十年前，也就是在当前有关电子时代的建筑在想象上缺乏固定场所的争论出现之前，康斯坦特就构想了一种城市和建筑模型，它真的就是网络构想。其‘新巴比伦’的居民可以根据他们的最新愿望，流动在巨大的迷宫般的城市与建筑内部，不断改建每一个环境区域。墙壁、地板、灯光、音响、色彩、质地、气味也可以不断改变。这个庞大网络的各个‘区域’可以看作是互联网的物理配置，人们在其中配置各自的网站，并自由穿梭。与虚拟世界类似，‘新巴比伦’在今天看来仍然同它诞生之初一样激进”[7]。应当强调的是，这不是简单的概念相似。计算机恰恰就是“新巴比伦”的核心：“在1957年，康斯坦特曾在《光刻模造技术^[⑤]报告》里写道：‘技术、电子、建筑和运动’已经超越了自身的功利意义。在1960年埃森展览会的开幕式上，‘电子、自动化、控制论、太空旅行、化学品，成了新生活方式的原料清单。’从一开始，康斯坦特就密切追随控制论先驱者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理论，反复引用《把人当人使用》的内容来说明计算机的影响，即计算机将使所有工作自动化。”[1]p.63

就像国际情境派的其他成员如居伊·德波（Guy Debord）和阿斯科·约恩（Asker Jorn）一样，康斯坦特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功利社会，不论它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因为这类社会坚持把“开发人的工作能力”当作“基本的现实任务”。赞成“统一城市化”的情境派关注艺术与技术的综合。出于这个原因，“新巴比伦”应该既是技术的也是游戏的，“技术是实现实验集体主义不可缺少的工具。没有适当的传播手段却要进行集体创造是不可能的；同样地，没有技术的辅助而企图控制自然，这是纯粹的幻想。一个更新了的、重新改造过的音像媒体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辅助工具。在一个动荡的、没有稳定基础的社会，人与人只能通过密集的电信保持联系。每个区域将为每个人提供最新的设备供其使用，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这严格说来并不是实用的。在‘新巴比伦’中，空调不仅有助于再造如同功利社会那样的‘理想’气氛，而且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改变气氛。至于电信，它不仅（或主要）服务于实际利益，而且也服务于游戏活动，它就是一种游戏形式。”[6]

但是，“新巴比伦”预示了赛博空间，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使用密集的电信与计算机，而且更深入地说，也是因为“新巴比伦”类似数据库的灵活结构。建筑要素的动态而且无止境的重组赋予“新巴比伦”独特的性格，表明数据库本体（database ontology）支配着当今时代。“新巴比伦”是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重组城市化”或“数据库建筑（database architecture）”的典型范例。

二、数据库建筑

当我们使用“数据库建筑”这一术语时，可以指称两种不同的东西。一方面，它是类似信息论的术语。在这种情况下，重点是“数据库”一词（如“数据库建筑”），意指存储在计算机系统中的结构化的集成数据或记录。在信息论中，“数据库”一词的含义并不是单一的，它至少有三种不同含义。第一种，“数据库”可能是指数据收集，如某个图书馆中包含了全部有关康斯坦特“新巴比伦”问题的著作名称的清单。第二种，“数据库”可能是指用于组织这些数据的硬件和软件，比如我在个人计算机系统中使用尾注、参考文献资料。第二种“数据库”含义的更确切表述是“数据库管理系统”。第三种，根据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设计，“数据库”可能是指特定的概念模型或原则。在计算机数据库的短暂发展历史中，已经开发出了不同的数据库模型，如层级模型、网络模型和关系模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数据库”这个词经常和“建筑”一词关联使用。“数据库建筑”就指的是备受关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中的特殊概念结构与功能运作。

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在数据库建模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拥有了更为灵活的数据库模型（关系数据库是目前最灵活的模型，也因此成为主导模型），但从根本上说，所有数据库模型都体现了持续存储的四项基本操作，我们可称之为计算机的“ABCD”即添加、浏览、更改、损毁（Add, Browse, Change, Destroy）。几乎所有计算机软件都集合了这四项基本操作，它们对应结构化查询语言命令“插入”、“选择”、“更新”、“删除”，构成数据库本体的动态要素，为数字重组时代确立了世界观的基础。

目前，数据库的应用实际上囊括了整个计算机软件领域，比如用于管理的主机数据库、光盘上的多媒体百科数据库、用于搜索引擎的数据库、互联网维基系统和其他Web 2.0应用系统。然而，数据库的影响并不限于计算机世界。数据库经常用作“材料”的比喻说法，借以指向物质世界的行动[8]，如基因工程使用的生物技术数据库、工业机器人装备的数据库，促成数据库的大量定制。此外，数据库在工具效能上可能出现过剩效用[9]。因而，数据库作为一种概念比喻，构建了人自身和这个世界的经验。

心理学家马斯洛曾说过，对那些只有一把锤子的人来说，一切都看似一颗钉子。在计算机成为主导技术的世界里，一切都成了数据库，正如列维·曼诺维奇（Lev Manovich）在《新媒体语言》中所说的，数据库已成为计算机时代的主导文化形式。这同样适用于建筑世界，并引起我关注“数据库建筑”术语中的第二个词即“建筑”的含义。

就“数据库建筑”术语来说，如果把重心放在第二个词上面，它意指通过前述数据库本体已知的、所有业已建成的建筑类型。数据库建筑是数据库比喻引起物质与概念效应的明显例子。根据奥莱·包曼（Ole Bouman）的《QuickTimes的真实空间：建筑与数字化》，我们能区分三种数据库建筑[10]。首先，“数据库建筑”可以指为“真实的建筑”设计和演示而广泛使用计算机技术。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计算机辅助设计改变了几乎所有建筑师的日常行为，而计算机自动辅助设计使整个建筑过程合理化也成了事实，这并不奇怪，因为 “计算机自动辅助设计能够承担制图、计算、演示和管理职能，简单说，就是承担一座建筑物的建造周期中的部分工作。业已存储的标准化制图格式能通过调制解调器或内部网络实现自由的数据交换，而根据自身规格编译且日益增加的建筑构件库也理所当然地加快了设计的组合进程。在演示阶段，任何应用程序都可用于优化设计效果（尤其显示视觉现实性）。现在，电脑着色渲染完全可以做到逼真效果”[10]p.31。

由于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效率和有效性，“数据库建筑”在建筑设计领域绝对已成为主流类型^[⑥]。建筑已经成为建筑构件的数据处理、无限重组。而且，自从我们涉及材料的比喻这一鲜明问题之后，数据处理便有了深远的现实影响：地球正日益遍布数据库建筑。

由此引起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为这种主要服从于实用需要的数据库建筑发展感到高兴。何况数据库建筑可能容易造成单调和平庸。照此说来，数据库建筑似乎与康斯坦特作为创造性与游戏世界的“新巴比伦”愿景相矛盾。奥莱·包曼早在1996年就针对数据库建筑陈述了异议：“不管多么简单、灵活、高效，大多数制图程序都在很多方面抑制计算机的创造性应用。首先，一切标准软件都只适用于解决众所周知的建筑问题，因为大多数建筑师自认为是服务供应商，设计软件的制造商也持有排他性的服务条款，那毕竟是他们的市场。所需要的就是思考层面，建筑要能用来探索既有程序的效能与矛盾。虽然普通的建筑师会认为建筑问题的自动化解决像是从一个恶梦中获得快感解脱，但是对创造性的头脑来说，这与其说是一种改良不如说是一种障碍。对建筑创新而言，一份建筑构件目录的存在简直是灾难性的。该目录非常容易变成一种新的独裁。在建筑领域，如果存在更简单的行为方式，那么只有最伟大的建筑师能规避这一困扰。直言不讳地说，软件产业决不是帮助人们从事免费发明的商业。”[10]p.32-33

也许康斯坦特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不愿对计算机的创造性潜力抱有太大希望。1964年，他在哥本哈根皇家学院给学生协会的演讲中说：“计算机难以企及的唯一活动领域就是不可预见的创造性行为，这种创造性行为使人类随着变化多端的需要来改变世界、重塑世界。”^[1]p.63然而，有人可能会怀疑，如果不是人类对计算机的应用经常导致不可见和不可预见的副作用，我们就无需随机性发生器和偶发操作，以致我们看到操作结果后自己也会感到意外惊奇。若不是用于替代人的大脑而是用于拓展人的思维，那计算机就能拓展人的创造性和娱乐。荷兰建筑师克拉斯·凡·伯克尔（Klaas van Berkel）为1996年“米兰三年展”设计了荷兰馆，它完全是数字化建筑，体现了如下效果：“对我来说，计算机是一种彻底打破传统设计程序的方式。计算机的调解技术表明，从组织结构类型学到结构规划等级律直至诸多细节，许多建筑假设被完全推翻。计算机导致根本上要重新考量建筑设计评估的隐性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计算机技术可能代表了自现代主义以来建筑领域的首次重要发展。”[10]p.7在这里，数据库不仅成为材料比喻的角色，而且同样成为概念比喻的角色，揭示了建筑设计与居住的新视域。

虽然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其他工具一样不能提供品质或创造性方面的任何保证，但它可能为有创意的建筑师提供在传统的模拟建筑设计中无法实现的可能性。它可能无法避免模拟建筑设计的危险性，但至少能够以前所未闻的方式展开挑战。没有计算机的帮助，要完成复杂的建筑设计形式是不可想象的。在探索“新巴比伦”不断变化而复杂的可能性状况时，康斯坦特了然于此，因为“新巴比伦”可能很难用传统的模拟建筑设计模型或蓝图予以展示。他在1974年海牙展览会上的那篇文章写道：“因此，任何三维描述就其本身都只有瞬间印象价值，既然如此，就算承认每个区域的模式可以归结为不同水平的几个层次和部分，也承认一个人可以应付各区域的详细地理浏览图，还是有必要借鉴航海日志的方法，它使用象征符号记录一个又一个的即时信息，完成地理形貌修正。毫无疑问，有必要求助电脑来解决这种复杂问题。”[6]

不过，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只涉及到“数据库建筑”的第一层含义。这个术语的第二层含义是指执行建筑智能数据库管理系统。这里涉及更广泛的家庭自动化管理系统或家庭管理自动化领域。我们不仅要考虑业已应用的建筑自动化技术，如光控和气控技术、门窗控制技术和建筑安全监控系统，而且要考虑适应人的健康状况的浴室监控技术，甚或为人们提供衣着建议，还要考虑能跟踪人们所需食品的冰箱监控技术、自动烹饪技术设施，也要考虑多媒体家用娱乐系统的控制技术、自动室内植物浇水监控技术、能够自给自足的智能供养技术、喂养宠物的家庭机器人或技术系统、增进广泛适应性与拓展经验能力的智能材料系统、晚宴或舞会的自动场景技术系统、面向宽广环境的在线联结技术系统，由以消除任何清规戒律之感。这并不限于图像信息技术系统，还包括嗅觉、听觉和触觉信息技术系统，以及更友好更有趣的用户操作界面。第二类“数据库建筑”的终极版将是这样一种 “建筑，它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库”[10]p.39。

第二类数据库建筑也是康斯坦特“新巴比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再次引用1974年康斯坦特对“新巴比伦”的描述：“气候条件（照明度、温度、湿度、通风度）全都由技术控制。在内部，气候的变化范围可以随意创造和修改。气候成为娱乐氛围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更因为技术设备向所有人开放，（分配的）分散化助长部门或集团的自治权。规模较小的中心区倾向于形成一个单一的中心，这有助于再造最多样化的气候。作为一种对照，可以根据吻合空间形变且不断变更的同步化原则来创造新的气候、变更季节、转换气候，为什么不能呢？同样的精神将应用于视听媒体。不断变化的世界部门要求设备（一个发送和接收网络）既是分散的又是公用的。由于众多人参与图像和声音的传送与接受，完善的电信将成为游戏社会行为方式的重要动因”[6]。“新巴比伦人”都偏好游戏，其游戏愿望的改变取决于既操控其愿望也操控其行为的电子产品。

这提醒我们注意1974年出炉的一项离奇的乌托邦计划——智能环境。而在21世纪初，智能环境已成为官方的蓝图和飞利浦等公司的战略：“智能环境是这样的蓝图，技术无形化，技术置入自然环境，技术在我们需要之时出场，技术促成简洁而轻松的互动作用，技术协调我们的所有感官，技术适应用户、事件背景与自主行动。高质量的信息内容必须适用于任何用户、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设备。”[11]p.1新千年伊始，欧盟委员会将它当作技术发展政策与战略的焦点之一，以便实现 “一个公民友善的信息社会”^{[12][13]P.57ff}。

很明显，飞利浦的流光溢彩同飞利浦与欧盟委员会制定的愿景仍有巨大差距，但这样的愿景和战略同“新巴比伦”有几多相似，是值得注意的。尽管可以预期人类未来的技术状况将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康斯坦特的愿景，但在我看来，事实是显然的，即：第二类“数据库建筑”将在不远的将来以某些形式得以实现。这不仅因为技术的发展会促其实现，而且因为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如人口老龄化、独居或繁忙的双职工家庭人口不断增多、可持续的住宅环境需求不断增长，也会促其实现。

基于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第一类“数据库建筑”已经扩大了建筑设计与建造的可能性和灵活性，而第二种类型标明了作为“可能性艺术”的建筑发展的新阶段。正如康斯坦特所设想的，以其最激进的形式，未来的智能建筑环境会持续不断地变化。奥莱·包曼依据赫拉克利特的名言宣称，未来的房子将给我们这样的体验：“你不可能两次走进同一座房子。”[10]p.39

然而，还有“数据库建筑”的第三层含义将进一步拓展“可能性建筑艺术”。我指的是完全虚拟的建筑设计和建造，到时候，我们将“进入屏幕”，开始住在赛博空间，住在完全由信息构造的建筑物里。这里的“数据库建筑”看来找到了它的最终目的地。它敞开了一个领域，其特征在于虚拟建材无止境地重组，世界无止境地变化和流动，马克·诺瓦克（Mark Novak）为之创造了一个术语“流体建筑”^[⑦]。

在探讨本尼迪克特（Michael Benedikt）的划时代著作《赛博空间：最初的步伐》的文稿中，诺瓦克阐述了发明的魅力和快乐，或者我们不如说，这是赛博空间的发明带来的魅力与快乐：“赛博空间是流变的。流变的赛博空间，流变的建筑，流变的城市，等等，而流变建筑不仅仅是一种动态建筑、自动建筑，也是一种稳定部分与可变环节相结合的建筑。流变建筑如同其它形式与地带那样呼吸、搏动、跳跃，其建筑形态取决于观众的兴趣。它是既可以敞开来欢迎我、也可以封闭以抵制我的一种建筑，它没有门和走廊，其隔壁房间总是我需要的地方也是我需要的样子。流变的建筑导致流变的城市，城市改变了价值取向，有着不同背景的观光客们会留心不同的地带，有着不同见解的邻居也会同样如此，并进而演变为成熟的或终结的观念。”[14]对诺瓦克来说，赛博空间和建筑几乎是相同的：“赛博空间就是建筑，赛博空间拥有建筑，赛博空间包含建筑。”[14]p.226甚至流变建筑的特征就在于“无节制的可能性”[14]p.244。

毫不奇怪，诺瓦克明确提到康斯坦特的“新巴比伦”，并引用康斯坦特对“新巴比伦”的界定，即“新巴比伦”是一个“网状模型”，是“一个有丰富的色、光、声、气操控技术、使用多种技术设备的系统” ，其特征就是“在任何特定时刻完成内部改造”，在那里，“一个人可以长时间漫步在彼此关联的区域，进入毫无限制的迷宫去冒险”。[14]p.247

当我们重新审视当今虚拟现实的状况，就必须承认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即使是目前最先进的虚拟现实系统如洞穴自动虚拟环境^[⑧]，也只是诺瓦克所说的流变建筑的一道苍白阴影。但是，当我们看到台式计算机中的虚拟现实，有如我们看到网络世界里的第二人生与游戏玩家设计修改的非线性、非终结性的网络游戏，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世界，这世界在许多方面与康斯坦特的“新巴比伦”相似。“新巴比伦”脱胎于康斯坦特的愿景，那儿有建筑却没有建筑师。因此，毫不奇怪，近年来游戏设计者和游戏理论家常常提到康斯坦特。例如，卢卡斯·费瑞斯（Lukas Feireiss）在《“新巴比伦”重装上阵：学习娱乐之城》中写道：“后来的‘游戏建筑’（如第二人生世界）原则上是开放的、发展的，无需核心的游戏设计师。在计算机游戏世界的娱乐空间中所发生的事情早在康斯坦特构想娱乐之城时就已经预见到。他对新巴比伦人的描述非常适用于今天的游戏设计者和参与者：‘他们漫步在‘新巴比伦’的各个区域，寻求崭新的体验，尚不可知的气氛。他们没有观光客的被动性，而是充分知晓自己的能力，得向世界采取行动，改造它，重建它’[6]。”[15]^[⑨]

三、可能与现实之间

假如忽略有关“数据库建筑”三种不同含义的探讨，可能有人会说“新巴比伦”是“数据库建筑”的极端梦想，因为它似乎包括和综合了这三种不同的内涵：计算机辅助设计、环境建筑和虚拟现实。这是一个混合的世界景象，由真实和虚拟的要素构成，而真实的虚拟和虚拟的真实一样多。这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和娱乐的世界，说它由称之为“可能性艺术”的流变建筑形成且存在其中似乎是最贴切不过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巴比伦”似乎是20世纪中叶提出的另一壮观的建筑技术愿景即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巴贝尔图书馆》^[⑩]的动态版本，巴贝尔图书馆容纳了全部现有的和可能的书籍。

从表面上看，“新巴比伦”的流变“数据库建筑”似乎导致鲍曼（Zygmund Bauman）将现存世界称之为“流变的现代性”。“新巴比伦”可能是不断加速变化和更加灵活的世界的最终体现。但是，我们应该明白“新巴比伦”中的自由不是无限的。“新巴比伦”的建设大多是可能的，但显然不是全部的。“新巴比伦”甚至就像一种幽灵般的意向实验，它禁不住“无节制的可能性”，它会被各种制约因素所规定[16]。首先，它有逻辑约束。虽然“新巴比伦”的流变建筑可能非常灵活，其逻辑可能性在本体论上也相当丰富，尤其是在虚拟领域非常灵活，但是它不能违背基本的逻辑规则。再次引用诺瓦克的话：“隔壁房间总是我需要的地方也是我需要的样子”，在“新巴比伦”，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只是人们并没有隔壁房间，也不会同时占有隔壁房间。要注意这个简单的逻辑可能性的例子，它可能蔑视“新巴比伦”与物理世界重叠的领域，但并不违背基本的物理规律。不是所有在逻辑上可能的事物就是物理上可能的。从逻辑角度看，没有任何东西阻碍人们去想象漂浮在稀薄空气中的建筑物；而从物理角度看，这可能难以实现。如果流变建筑也意味着包括有机建筑，就像诺瓦克所说的能“呼吸”的建筑[14]p.250，那它就不能违背生物学有关发育、生长、代谢和再生产的基本规则。并非所有在物理上可能的事物就是生物学上可能的！最后，还有历史限制，它涉及自然与文化，二者紧密联系、依赖。飞马在生物学上是可能的，但从进化角度看就不太可能会从现有的马种中产生。 “历史的可能性只是一个机会已经错过的问题”[16]118ff。建筑史也有明显的历史局限，甚至“新巴比伦”也将如此，至少对于像人一样的有限生物来说将是如此。

也许对“新巴比伦”的自由和可能性的最大制约在本质上是人类学的。问题是，无限的游戏和可能性是否适用于像人一样的有限性生物。为澄清这个问题，我将引用海德格尔、普勒斯纳（Helmuth Plessner）的哲学人类学，他们两人都在20世纪20年代末引人注目，都有建筑方面的特殊见解。他们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但都基于人本立场展开自己的观点。[17]

当然，人的有限性并不是一个纯然的现代主题，它已经在中世纪的思想中发挥过突出作用，然而，就如奥多·马夸尔德（Odo Marquard）说过的，现代哲学在概念的含义上出现了一个重大转变。相对于超验的上帝来说，哪里存在有限性，哪里就被首先理解，就像被首先创造一样。也就是说，有限性本身没有自己的根基，它在世俗化的现代文化中被内在地描述成受到时空的限制。[18]普勒斯纳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关键差别在于他们对不同程度地脱离有限性的人的思考。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把“时间”的有限性当作他思考的出发点。在海德格尔那里，有限性主要被理解成人的死亡和生存方式（此在），其特征是对死亡的意识，进而被规定成“面向死亡的生存”。普勒斯纳在《有机物与人类的演进——哲学人类学导论》（1928）中却把“空间”的有限性当作自己的出发点，而有限性主要被理解成场所性与人的生活，人的生活（如行为反常之人）则与场所性处在特定的联系中。有关人的有限性的这些说明总体上适用于建筑，尤其适用于“新巴比伦”，下边就此作出解释。

对海德格尔来说，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人类（海德格尔称作此在的人）将自己从那些没有稳定特征的非生命的自然界与其他动物中区分开来。作为人类，我们在时间中存在，这意味着，我们生活在现在，却总是迈向未来的可能性。这种存在论思想促使我们想象不存在的世界和生存状态。没有人，包括“新巴比伦”在内的创造力就无法设想。然而，海德格尔也强调，人也总是同时受制于诸多可能性，这一点我们在过去就已明白。简要地说，海德格尔认为人就是被抛掷者。[19]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抛掷和投射始终平衡。西方文化自现代以来，生存的投射维度似乎比抛掷维度更具优势。在当今时代，人显然明白自己是一个独立、自由的行为主体。这个现代主体可以看成是一个“沃伦斯人（Homo volens）”，能自主地塑造自己的生活。现代技术赋予自主主体以能力，这意味着增强她的选择与行动能力。在前现代文化中，多数选择（如你的生活伴侣、职业、宗教）通常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而作为一个现代主体，你得不断选择。无论是计算机游戏中简单的左右门选择，还是某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每次选择的重点都是我们的人格意志。正如我们与鲍曼都已经注意到的，这导致了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自己愈加灵活、易变。

但是，由于我们人的生存不是固定不变的，总得在未来得到实现，因而，海德格尔在《筑·居·思》一文中强调了人在“此在”中的无家可归。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自身越是流变，我们越是变成本性上无家可归。这使得海德格尔在1951年（当时德国的部分地区还处于废墟之中）做了如下煽动性的陈述：“我们正试图追索居住的本质。追索的下一步将面临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居住状态是什么？我们从所有方面都在听到有关住房短缺问题的谈论，并有很好的理由。那并不只是空谈，还有行动。我们试图通过提供住房、推进住房建设、规划整个建筑事业来满足需要。不管住房短缺存在什么样的艰难与困苦，也不管住房短缺面临什么样的障碍与威胁，居住的真正困境决不仅仅是缺少住房。实际上，居住的真正困境既是比毁灭性世界大战还要老旧的问题，也是比世界人口增长和产业工人社会地位更老旧的问题。真正的居住困境在于，人们不断重新追寻居住的本质，也必须不断学习如何去居住。假如人的无家可归就在于此，那么，人一直没有认识到作为困境的真正居住困境是什么呢？[这就是死亡意识，]^[11]而人一旦思及无家可归，[有了死亡意识，前述所谓]居住困境就不再是苦恼。在内心里正确思考、有效牢记，这是把死亡召唤到居住的唯一途径。”[20]

为改善“新巴比伦”项目，康斯坦特看来思考过人在其此在中本性上无家可归。康斯坦特在建筑师如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艾莉森·史密森（Alison Smithson）、彼得·史密森（Peter Smithson）和彼得·埃森曼（Peter Eisenman）当中的声望看来是因为这些建筑师们认可“新巴比伦”对现代人本性上无家可归的表达方式[21]。据“新巴比伦”所表达的与本性上无家可归相关的本性自由，这些建筑师们热衷于“数据库建筑”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对那些被抛掷于生存中的芸芸众生来说，本性自由也被体验成了孤僻、无所归依的根本形式。从最根本的词汇意义上说，赛博空间作为一种纯粹可能性的领域，就是一种无空间的空间，就是适合人的“此在”的栖息。

赫尔穆特·普勒斯纳在《有机物与人类的演进》中分析了有机物与人类演进的“偏心场所性”（eccentric positionality; exzentrische Positionalität）^[12]，得出了类似结论。与海德格尔一样，普勒斯纳强调人类的有限性。但与海德格尔不同，普勒斯纳完全看重空间维度。在普勒斯纳看来，生物区别于非生物是因为生物没有太多外形轮廓，而是以一条边界为特征，进而以交界各边之间的交通为特征。此外，生物也以其具体的边界关系亦即具体的场所形式为特征。

场所的安排方式决定植物、动物与人类的区别。在开放的植物组织中，有机体并不与其场所关联。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它都有一个中心，换句话说，植物的特点是没有边界，在任何一边都没有，它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22]。与自己场所的关联首先出现在封闭的动物机体中。动物借助一个调节中心跨越边界，其物理层面的特征是神经系统，其精神层面的特征是环境意识。与植物不同，动物的调节中心不仅是一个躯体，而且就在其躯体中。人的生命形式不同于动物是因为人还会维持自己与这个调节中心的关系。虽然人也（总是）占有中心位置，但人也与这个中心位置保持特定关系。于是就有了第二种调节方式：人意识到他的经验中心，同样地，人也偏离他的经验中心。“人不仅活着，经验他的生活，也经验他的生活经验。”[22]p.364 “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身体，既在其身体之内（作为内部经验或灵魂），同时也在其身体之外，人是这二者的结合。”[22]p.364

人既居于中心又偏离中心（反常）。居于中心的人知道自己有别于世界之外的现实。然而，偏离中心的人不仅知道现实，还知道可能的东西。人总是超越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总是生活在虚拟现实中。由于语言，我们可以想象各种各样并不存在的世界，从童话故事到第二人生和“新巴比伦”。由于人的反常性，人得以成为创造性的动物。当然，这也意味着人不像其他动物，从来不与他（她）所在的现实保持一致。他（她）以“构成性的无家可归”为特点[22]p.309。 “偏离中心的人并不处于均势，他没有处所，置身于一无所有的时间之外，他的本性就缺少故土。他总是得变成‘什么’，为自己创造一种均势”[22]p.385。人对处所怀有一种本质欲望，希望处所能保证他的休息、稳定、居住和个性，总之，能保证他和她的家。在针对偏心场所性的人类学分析基础上，普勒斯纳提出了三条与建筑高度相关的“人类学法则”。

第一条，人是“自然的造物”。人试图建造人工的家以逃避本性上无家可归。通过建立人工家庭从构成性无家可归中逃离。 “人试图逃避他在生存中难以忍受的怪僻，想要弥补构成其生活状态的需要。怪僻和需要的弥补是一样的。我们不应该在心理学或者什么主观的意义上理解‘需要’。它是逻辑上先于每个需要、动力、倾向或意愿的东西。从这个基本需要或匮乏中我们找到了万物特别是人类的动因，焦点就在非真实性和人工手段的应用，也找到了技术产品及其服务的根本基础：文化。”[22]p.385放眼人类文化的曙光，建筑就其字面意义看为满足居所——家——的渴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过，根据第二条人类学法则，即普勒斯纳所说的“直接性中介”法则，由人创造的产品获得了某种独立。人创造文化和技术，而文化产品与机构一旦存在，他们同样开始主宰人的命运：“技术产品的本质是其内在的分量，揭露其技术面貌的主观性只能被找出或发现，却从不能被制造。进入文化领域的一切东西都依赖于人类的创造性。但在同样的时间（和同样的范围），它独立于人。”[22]p.397因此，文化和技术本身变成了异化力量，它激励人反复创造新的文化，最后，文化也反复承诺为他提供一个家。因此，这是一种不可持久的建筑历史发展，而人也否认找到过家。对于以本性上无家可归为生存特点的生物来说，这种家的希望必然是盲目的，也是徒劳的。

不必奇怪普勒斯纳的第三条人类学法则即乌托邦立场的法则。人类文化一次又一次地承诺为人们提供一个住所。然而，承诺提供住所的规定让人必定没有“安全、对命运的和解、对现实的理解、一片属于自己的乡土地” [22]p.420，这种承诺无非是一个神圣的幻想。事实上，对世俗社会的许多人来说，政治和技术的意识形态已经取代了宗教的乌托邦角色，这使得这一法则不再那么合理。

四、重审“新巴比伦”

我们该如何从人类学角度评价“新巴比伦”的数据库建筑呢？因为不能看到它所承诺的东西，我们就不相信它，说它是一种乌托邦吗？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没有场所，因为它如同一个虚构方案，确是一种乌托邦。但是，我们不应急于下这样的结论。从一开始，康斯坦特就声称“新巴比伦”不是乌托邦，而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此外，“新巴比伦”绝没有为我们承诺一个家，至少在这个词的正统意义上没有承诺过。“新巴比伦”赞许人类的怪僻和创造性。它赞许人类的游牧生活方式，根本上认同人类生存的流浪性，这也许有点过于严重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设计“新巴比伦”方案的最初几年，其设计模型、制图等等几乎都没有体现出居民。1980年5月23日，在代尔夫特大学建筑学院的一次讲演中，康斯坦特总结了他以前有关“新巴比伦”的思想：“有可能形成一个相当清楚的、有关至今尚无人居住的世界的观点。更困难的是向这个世界移居人口，而这些人的确不同于我们自身：我们既不能支配他们，也不能事先设计他们的娱乐或创造性行为。我们只能发挥自身的想象，并将科学转换成艺术。正是这种认识促使我停止模型设计工作，而尝试绘画和制图，创造一些新巴比伦人的生活。这是我目前所能做的。该方案依然存在，它安全地存放在一家博物馆里，等到更有利的时间它将再次唤起未来城市设计者的兴趣。”[13]

威格雷在《康斯坦特的“新巴比伦”：超结构的欲望》中解释说，初次展示而不注重人的形象是会出现争议的。不过，威格雷也注意到，在“新巴比伦”方案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当制图开始减淡物质形式时，阴影人物开始出现了：“在‘新巴比伦’背景中的少许交叉平台上，人物最终成为注意的中心，只是他们仍然显得模糊、脆弱。在1960年的早期图纸中，还描画有一些手持拐杖的人物，他们瘦长的身体就像他们面前的梯子一样。两年后，一些斑点状的人物出现了，就悬浮在我们面前或是在空中穿梭，而1965年来了个急转，他们完全用于填充空间，而不像现在只是用几根灵活的线条。可以看到上百的人群处在各种躁动不安的状态中，或分散在花草丛地中。但他们一直是一种幽灵般的时空幻像。到1968年，孤立的人物最终成为面向一些平面透镜的焦点，而他们身上的斑痕照现在看来就像是血污，要是它们变成红色那简直就是血迹无疑了。这里存在一种正在萌生的暴力意识。当我们终于接近人物，近得足以看清他们的脸面，就会看到斑痕堆积，或溅撒在各人的表面，仿佛发生过可怕的流血事件。人的生命不过是一道灭亡的污迹。”[1]p.69

在1974年的康斯坦特艺术作品回顾展中，康斯坦特重申“新巴比伦”并非乌托邦，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无需成为安宁之处：“从‘能干的法贝尔’角度看，‘新巴比伦’是一个不稳定的世界，其中的‘正常’人可能任由各种有害力量、各种侵害行为的摆布。但是，这让我们注意到，‘常态’是一个与某种历史实践相关联的概念，因而它的内容是可变的。至于‘侵害性’，精神分析理论相当看重，甚至定义为侵害‘本能’。于是，该研究领域发现自己陷入了帮助人类为生存而斗争的境地。人如同其他物种一样，从古至今，一直就在从事这样的生存斗争。一个不必为自己的生存而奋争的闲散之人，其形象缺乏历史根基。自我防卫本能已被视为人的原始本能，所有生物都是如此。它是与其它所有本能相关的本能。”[6]

我们可以理解康斯坦特重申的观点，“新巴比伦”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它可能是一个可实现的方案，但不是针对现在活着的人。作为文明的人类要实现我们的乌托邦愿望可能太晚。从看重新巴比伦人游牧式的流浪生活方式来说，康斯坦特的宏大愿景可以化解那种一直在找寻终极家园的盲目理想。但是，作为有限性的生物，人是古怪的，要是没有这种盲目的理想，我们不可能生存。[23]

过去，我们可能从宗教或世俗的形而上学中寻找家的承诺，而如今我们肯定对栖居在赛博空间缺乏准备。因此，问题不在于“新巴比伦”远远超出了所能创造的世界，而是远远超出了适合像我们一样的有限生物来栖居的世界。为了能够在纯粹虚拟的赛博空间中生活（这里的虚拟并非“不真实”而是“纯粹的可能性”），我们得变成另一类人。对21世纪建筑的最大挑战也许是为地球上继人类之后的进化生命创造栖息地。但不要忘记，我们这样做，是在组织一场盛宴，而我们自己并不在受邀之列。[2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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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 Architecture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Jos de MUL¹；　LEI Lixi²

(1 Faculty of Philosophy,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3000 Netherlands; 2 School of Fine Arts, Xiangfan University,Xiangfan 441053 China)

Abstract: As a visionary project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the New Babylon of Constant Nieuwenhuys has an important discovery in the theory of cyberspace, is a paradigmatic example of ‘recombinant urbanism’ or ‘database architecture’ today. The ‘database architecture’ is not only a manifestation of information theory, but also a future-oriented idea of the intelligent environmental architecture. The database architecture by ways of computer aided design means the art forms of the infinite possib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tecture, and promotes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an entire virtual building, which may lead people to live in cyberspace, a building constituted with information entirely.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to rethink the New Babylon and face ‘database architecture’ is the radical finitude, free, playfulness and homelessness of human.

Key words: Architecture; Database; Art; Environmental Design;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作者简介：约·德·穆尔（1956— ），男，荷兰泰尔纳曾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斯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美国密歇根大学和中国复旦大学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艺术哲学、新媒介与信息交流技术哲学、19世纪德国哲学、历史哲学；雷礼锡（1968—），男，湖北天门人，襄樊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艺术美学原理、中西艺术美学比较、环境设计美学。 [①]参见Witte de With.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Constant's New Babylon : The Hyper-Architecture of Desire." Witte de With 010 Publishers, http://www.wdw.nl/project.php?id=67。此注释由原文尾注方式改成脚注。——译注 [②]这次展览留有一份256页的目录，由时任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教授的马克·维格雷（Mark Wigley）编写。——原注 [③]建筑图像派（Archigram，或译“建筑电讯团”、音译“阿基格拉姆学派”）在1960年成立于英国伦敦，倡导建筑自由，看重建筑的非物质性和文化因素，将建筑看成“硬件”，使用建筑的人则是“软件”，硬件要依据软件的意图来提供服务。——译注。 [④]建筑伸缩派（Archizoom）原本是20世纪60年代创建于意大利的建筑工作室（别称65号工作室），自称“超功能主义者”，是现代激进设计派的代表之一。——译注。

[⑤]光刻模造技术，原文是德文Liga，系德文Lithographie GalVanoformung Abformung的缩写，英译作Lithography Electroforming Micro Molding。Liga是1980年初由德国核能研究所发展出来的一种微型结构制造技术，它结合X光深刻、电子精密铸造与成型等技术，能够批量加工、复制微型结构产品。——译注。 [⑥]“要问为什么这是必然的，标准的回答就是，它更快、更好、更雅，当然，还要加上更高效、因而更廉价。只要随便注意一下，就可了解它所能做的：更正错误、统计开销、测试颜色和质地而不费时、编制建筑要素的清单、用时尚的描述来蛊惑客户、依据建筑规程评估设计、绘制剖面图。只要你需要，任何并不太像样的正规程序都能为你代劳。多么省事，多么容易。用户自己就能搞定……”。——原注。此注内容引自Ole Bouwman. Realspace in Quicktimes: Architecture and Dignitalization. Rotterdam NAi Publsihers, 1996。——译注。 [⑦]诺瓦克富有远见的评论如今仍然适用，有事实为证。2008年，诺瓦克写于1995年的文章《传播建筑》（Transmitting Architecture）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组织国际建筑师联盟举行第23届世界大会的主题。——原注 [⑧]洞穴自动虚拟环境（CAVE，英文全称a Cave Automated Virtual Environment）是沉浸式技术系统的一种，是芝加哥伊利诺依斯大学计算机科学电子可视化实验室的一个研究课题，也称作工作室或头盔式虚拟现实系统，旨在借助计算机及其他相关设备制造具有特技效果的虚拟空间。这种虚拟空间技术系统不仅让人有如身临其境，甚至比真正的身临其境更好。——译注。 [⑨]参见：“视频游戏绝对是数字空间游戏。空间由游戏行为来界定，已成为我们时代不可或缺的东西，它不仅体现，而且规定、改变我们感知和表达文化、空间、时间与经验的方式。在互联网，视频游戏融合社会团体，培植人际关系网，然后向‘现实’生活延伸。这些游戏空间可能是二维或三维的表现，复杂的社会结构或新颖的概念与物理空间相联。我们有关视频游戏和建筑的观念开始纠结、交织，模糊了何处开始何处结束之间的差别。游戏与建筑彼此融合的观念并不新鲜，你别忘了，游戏建筑的更早案例尤其不是视频游戏，而是康斯坦特·纽文惠斯的‘新巴比伦’。”——原注。（该注内容引自Grzeg. Soft Babylon, New Babylon Reloaded: Homo Ludens Ludens: Knowing through Gaming (Part 1)，http://grzeg.livejournal.com/47852.html，2007-12-27。——译注 [⑩]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巴贝尔图书馆》出版于1941年，它描述了一个迷人的世界，由一个巨大的图书馆组成，不仅包括现今业已出版的图书，还包括其它所有可能的图书。博尔赫斯这样描述这座图书馆建筑：“这个世界（其它地方称图书馆）由不可确定的、也许是无限多的六角形长廊组成，有巨大的通风井，环绕低矮的栏杆。透过任一六角形长廊，可以看到无止境的上下楼层。长廊的分布始终如一……每个六角长廊的墙壁上都有5个搁架，每个搁架上都有35本书，规格一致，都是410页，每页40行，每行80个字母，字母都是黑色……拼写符号是25个……这个巨大的图书馆没有相同的两本书。由这两个无可争议的前提就能推测图书馆的图书总量，以及搁架上登记的20多个拼写符号的所有可能组合（这虽然是一个庞大的数量，但也不是无穷无尽的）。未来历史的详尽细节、大天使的自传、图书馆的详实图书目录、成千上万的虚构图书目录、对那些目录的错误演示、对真实图书目录的错误演示、巴西里德斯的诺斯替福音书、对福音书的注释、对福音书注释的注释、死亡的真实故事、用所有语种对每一本书的翻译、对所有图书的每一本书所作的改写。”图书馆至少有251,312,000本书。只有一种“可信的”卷册，与包含一大批印刷错误的其它所有图书混在一起，占据如此空间，填充这个已知的世界。——原注 [11]方括号中的文字是译者根据文意添加的，下同。——译注。 [12]“偏心场所性”表示人与其他事物的存在都占据空间位置或场所，而这个场所与整个宇宙空间一样具有本质上的离心趋势（本体离心趋势），就人的生存而言则体现为偏离中心场所的特性。——译注。 [13]参见http://www.wdw.nl/project.php?id=67 。此注释由原文尾注方式改成脚注。——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