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债务危机还是苏菲的抉择：论欧洲的悲剧、罪恶与责任》(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or Sophie’s choice. On European tragedies, guilt and responsibility)

摇摇2011 年欧洲可能会因其连续不断的峰会而名垂史册。这些峰会有着相同的悲剧模式, 每次峰会

的筹划都以满满的信心为起点, 期望危机将会在这次峰会中找到解决方案。以此为契机, 期望值高可 及天, 金融市场一路上扬。而随着会期的临近, 期望值日益走低, 呐喊声渐小, 失败的传闻扩散开

来, 依靠峰会产生解决办法的可能性受到质疑。在峰会期间, 或者当峰会即刻来临的时候, 人们已经

很清楚, 尽管会出台一些解决办法, 它们必定也将于事无补。市场在峰会后一段时间内有所改善, 但

是几天之后悲观主义故态复萌。峰会没有恢复市场信心, 反而使其变得更加脆弱: 再一次, 人们明白

了峰会的结论不是最后的解决办法; 再一次, 新的峰会又将有必要召开。这种情况如同希腊的悲剧剧 情, 每迈出一步好像都会使我们离灾难更近一步。我们在主权债务危机( sovereign debt crisis) 里纠 缠的时间越长, 就越难找到出路。每一项提议都有一大群的反对者: 政治家, 政策制定者, 金融市

场, 经济学家, 或者是信用等级评定机构。一个建议提出, 总会被其他领域的人否定。每个行业有他

们自己的利益, 尽管这些利益彼此之间相互依存, 它们之间还是经常矛盾丛生。那么, 对于这样的形

势, 能做些什么呢? 金融系统和欧盟都是人类的发明, 但是好像我们的创造适得其反了, 使我们倒变

成了这些发明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干涉局势, 不管我们的干涉是怎样的, 问题都会产生。起初, 我们可 能会倾向于认为, 情势是我们所不能掌控的, 所以, 我们不必为此承担责任。无论作为还是不作为, 结 果都不会有什么明显差别。但是, 我们将主张,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是可以有所行动, 依然可以 承担责任。我们认为, 希腊悲剧实际上是一种实践智慧, 它塑造了这样的主角: 他们选择自己的命运。 本文将解释希腊的悲剧和最近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有何种共同点; 我将说明悲剧主角将有何种作为; 最 后, 我将指出, 在承担道德责任的意义上, 在当前的危机当中有所作为意味着什么。

一、俄狄浦斯情结

摇摇良好的意愿却导致了违背初衷的结果, 这不仅是希腊悲剧的核心模式, 也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模式。事实上, 整个后现代社会都不能逃脱这个模式。我们从对俄狄浦斯的分析开始, 对意愿与结果的背离进行论述。

俄狄浦斯陷入了其祖先制造的困境, 这种困境是现代家庭治疗师所说的跨代际问题。因为既往的事件, 俄狄浦斯注定杀父娶母, 尽管他在命运被揭示时就开始竭尽全力防止预言成为事实, 不幸的是, 他没有成功, 事实上, 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还是杀了他的父亲, 之后又娶了她的母亲。俄狄浦斯是命中注定这样做的, 但他却不是被迫这样做的。在某种意义上, 他是自己操控着命运的。

悲剧事件(比如像俄狄浦斯这个故事讲的) 预示着某种程度的人类自由。一次海啸可能是灾难性的, 但却不能说是一个悲剧事件; 奴隶的命运是值得同情的, 但却不是希腊悲剧意义上的悲剧。当灾难事件是人们自导自演的时候, 这些事件就成为悲剧事件(Tragic events)。在悲剧中, 命运与自由重叠了。一方面, 人类拥有一定的自由,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没有, 也不能够把自由完全抓在手中。当意向性行为与给定的情势相结合的时候, 就会导致违背初衷的结果。俄狄浦斯不顾他人的警告, 按他自己的决定行事(意向性行为)。他绝对没有希求最终的结果( 违背初衷的结果), 而是被( 给定的情势) 所摆布。一个悲剧主角的自由总是既存在, 又受到限制。

人类不能把这种悲剧的状态归罪于历史。在1990 年代, 乌尔里奇·贝克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 书中列举了现代社会的多种灾难。他的主要观点是, 驱使人们对社会和自然进行干预的知识和技术, 不仅为我们带来了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办法, 也创造了问题, 而且可能是更大的问题。知识和技术已经变得如此复杂, 以至于无法预测他们对社会发展的干预将给社会带来什么结果。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 一书提出了一种类似的理性思考, 认为我们不但不得不去应对风险, 而且要应对的还有随着基本的不确定性而来的问题, 这种不确定性将使我们所有的行为和思想都要遭到质疑。由于未来的发展有可能会降低风险的有害性, 我们从而能够将行为产生的结果控制在一定程度内。但是, 不确定性的情况则根本不同。我们既然无法得知要重视未来的何种发展, 也就根本无法建立不确定性与这种未来发展之间的关联。(因为这个原因, “不确定社会冶The Uncertainty Society 作为贝克那本书的书名更为适合)。悲剧传递的信息是, 我们运用的知识和技术越多, 产生的违背初衷的和无意识的结果就越多。这个悲剧的维度, 不仅仅是行为者的一种认识论问题, 而且, 在更根本的意义上, 它是发达技术社会的本体论问题。俄狄浦斯的问题主要是认识论上的, 他出现麻烦是因为他不知情, 尽管旁观者对情况了然在心。俄狄浦斯如果听取了他们的建议, 是可以预防事情发生的。在不确定社会里(uncertainty society), 问题不在于缺少知识和听取意见的人, 问题是复杂性太强了。我们所承受的不是单个的俄狄浦斯情结, 而是多个俄狄浦斯情结的综合体。当与这种综合体打交道时, 我们面对着以技术为驱动的知识处理体系, 这些东西似乎拥有它们自己的规则和日程表, 非人类意向所及。

主权债务危机和信用危机两者都背负着悲剧性的俄狄浦斯综合体。我们目前的处境很复杂。在文章开头, 我指出去年(2011) 的欧洲诸多峰会, 试图化解这些危机, 但是结果却是自信心的流失,各国政府由于努力解困金融机构而麻烦缠身。因为美国政府出台刺激那些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财产(Ninja) 的房屋所有者而产生了次贷危机, 金融机构因为次贷危机而陷入麻烦; 结构性产品意在分散风险, 结果却使风险无处不在, 不能确定其具体所在; 红利刺激收益性, 却危及金融稳定性;等等。金融界活生生地说明了以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为特征的混沌系统的非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在这样的系统内, 对于初始状态的最轻微乃至无法计量的偏离, 都将导致未来日益增大的( 以指数方式递增的) 偏差。

对悲剧的机制心中有数, 结果也可能是消极的。这会诱使我们得出结论说, 当我们不能掌控局面时, 最好不要行动。我们可能甚至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由于我们不能控制局面, 我们将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是, 悲剧主角却以不同的方式行动着: 他们拒绝这种被动性。俄狄浦斯在得知他的可怕行为之后, 并没有以不知情或者命运的注定为借口。他“拥抱冶命运, 因为这出于他自己的选择。他接受命运, 以刺瞎双眼、囚禁自己的形式承担起责任。由于这样做, 这个悲剧主角扮演了顶罪者的角色,使被玷污了的事情重归纯洁。

二、悲剧主角

摇摇为了了解在悲剧的情势下———例如像当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这种状况下———承担责任意味着什么, 我们必须鉴别在面对命定的事件时人们可以选取的三种模式: 充当受害者, 充当怀有负罪感的人, 充当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人们可以选取受害者的角色。一个受害者与自己所陷其中的灾难无关, 命运和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不相重叠。受害者身份与宿命论和决定论有关, 与悲剧无关。如前文所述, 当灾难是因人们自己造成的才算是悲剧事件。被陨星砸到是一个灾难, 但是与人的自由无关, 只能说是运气不好。恐龙也被陨星撞击, 但是它们运气好, 没有把自己带到金融和主权债务危机中。一言以蔽之, 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 坏运气被道德的光晕所围绕。

当主权债务和之前的信用危机发生时, 大多数欧洲人作为参与者被卷入金融系统中。在民主国家, 对于政府政策的结果, 每个人承担着悲剧感和负罪感。毕竟, 在民主的欧洲国家, 人们是自主的。我们清楚, 尽管自由的程度并不在人口中均匀分布( 例如, 在一国的金融管理方面, 部长比普通公民拥有更多的自由, 后者的自由仅限于每四年左右投一次票), 它仍然说明了在主权债务危机发生时作出受害者的姿态是不适当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大多数欧洲人是受害者是不准确的。

当下的危机中, 欧洲人的处境好比一个司机无意中撞到了一个孩子, 尽管他很严格地遵守了交通规则, 即使他被法官宣判无罪, 而且即使他不会从道德角度被指责, 他仍会承受悲剧的负罪感。他有负罪感是因为交通事故至少一部分是由于司机的( 即使是非故意的) 自由行为所致。毕竟, 他不是被强迫开车的, 而是自愿开车的。同理, 每一个参与金融系统的人也会有负罪感, 无论是身为制造了债务的金融政策的制定者还是承受者, 莫不如斯。不仅仅那些花费了大价钱的政治家, 那些在金融危机形势下接受了天价红利的CEO 们, 那些轻率冒险的投资银行家们, 就连那些期望政府花钱的市民,那些寻找属于自己的额外收益的私人投资者们都对金融危机的发生负有责任。可以说, 在金融的环境里, 贪婪和罪恶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是, 人人有罪的事实并不必然地意味着所有的行为者都要担责任。那些承担责任的人, 那些悲剧的主角, 应该不仅仅接受自由和因践行自由所进行选择而带来的结果(这种结果可能是无意识造成的, 也可能是违背初衷的), 他们还牺牲自己去承受这些结果。

承担责任的处境并不舒服, 故而, 人们会找到种种理由, 拒绝成为悲剧主角或者顶罪者。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他们的辩白在一般的悲剧情节中时有出现, 在当前的危机中更是屡见不鲜。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经常用来逃脱责任的借口, 比如, 我的意图是好的, 为什么我要被责怪? 不是只有我这样做, 每个人的做法都大同小异; 我根据规则行事, 我怎么会知道这样可能出错; 等等。尽管躲在借口后面诱惑力十足, 还是有些人能够大胆发声, 承担责任: 他们不仅口头宣示, 还在行动上承担后果。例如, 这种举动可以在金融界的高层执行官当中见到。既然他们很乐意在景气时期邀功, 他们就不应该在危机时刻推卸罪责。私人投资者会把收益兑现, 但是也不得不接受损失, 那些在低利率时借了太多钱的人应该认识到他们在利率上涨时就不得不大掏腰包。这个逻辑也适用政治“领导者冶: 欧盟是一个政治规划, 所以, 作为规划制定者的政治家们就应该为其负责。

承担道德责任不只意味着把选择看做命运, 把选择当做命运来承受, 它还意味着, 在这种形势下, 一个人不能回避进行再次选择。俄狄浦斯以弄瞎双眼和禁闭自己作为承担责任的方式, 这是一种悲剧的并且难以下决心作出的行为, 是悲剧主角的杰出范例。悲剧的选择经常是在两种恶中所进行的选择。在威廉·斯泰伦( William Styron) 的小说《苏菲的抉择》(1979) 中, 有一个震人心魄的例子, 这个例子比起希腊神话, 离现在更近一些。小说描述了一名犹太妇女在到达集中营时, 被要求在她的两个孩子中进行选择: 只有一个可以跟她在一起, 另外一个会被立即送进毒气室。作为母亲, 苏菲不得不在两难中进行选择, 她知道无论选择哪个孩子, 她都意味着失去; 但如果不选择, 两个孩子都会被杀。她明白无论作出哪种选择, 伤痛都将永远伴随着她。但是, 即便是意识到了作出选择对她不会有任何好处, 也没有阻止她进行选择的决心和行为。作为母亲, 她无法逃避这种选择。在这里,母亲的身份让她处在道德的矛盾境地, 也迫使她作出了选择。

这次主权债务危机之所以难以控制, 正是由于欧盟不具备那种苏菲作为母亲的伦理境地。领导者们不顾一切地寻找着积极的结果, 然而却欠缺迫使他们作出决定的原则。在这次危机中, 需要的是一种从金融结果向政治原则的转换。

三、朝向政治原则

摇摇在最近两年, 欧洲的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们一直都在面对他们自己的悲剧选择。举几个例子: 私营部门是否要捐献稳定基金? 希腊是否应该移交国家主权或者希腊政府应该破产? 欧洲国家能否在不交出主权的情况下巩固欧盟? 英国是否应该在没有适当防护措施下签署条约, 或者根本不签署条约?

如果欧洲中央银行作为最后的求助贷方, 那会增强信心还是会诱发搭便车行为?回答这些问题阻碍重重, 原因有二: 首先, 一系列彼此矛盾的答案会涌现出来, 政治家们和政策决定者们对之难以形成统一意见。比如, 欧洲中央银行前主席和德国总理在关于是否让私营部门参与解决债务危机的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 其他例子不一而足。其次, 所有的解决办法都陆续产生疑问。媒体和专家之间的“协议冶日复一日地产生无建设性的批评家和批评言论。结果就是, 悲剧的意识已经渗入欧洲: 好的初衷会产生无意造成的结果; 因此, “一切建议都无济于事冶就成为潜在的结论。与苏菲的境况相反, 欧洲没有(苏菲的母亲身份) 那样的强烈的身份认同, 决定因而难产。

二战后, 作为一种政治计划的欧洲规划启动了, 它意在终结那种苏菲曾经历过的惨剧。然而, 从一开始, 欧洲规划就过度地取决于金融—经济因素。此外, 在全球化时代, 这些因素高度依赖其他方面的判断。欧洲的责任感日益被金融媒体和金融市场、经济学家和信用等级评估部门收购, 似乎是他们去决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在主权债务危机中, 金融经济前景被质疑, 因此欧洲人在作出何种决定上遇到了困难。尽管这些金融机构不是民主机构, 但它们对欧洲的决策所拥有的发言权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 市场对于政治家们提出的解决方法反应不好, 但是市场究竟代表谁, 它们认为哪些对策是令人信服的, 尚不明朗。而且, 欧洲政治家们也不应主张转嫁责任。与苏菲的困境相比, 欧洲经济的责任问题主要是关于结果的, 而母亲身份所涉及的则是关于原则的。成为主角或者是领袖不只是人的选择问题, 它也意味着嵌入某种情境。不像政治家和CEO 们, 苏菲没有逃避责任的机。

确实, 谈及金融危机, 金融和经济机构应被指责, 但是指责当前欧洲危机完全是由于金融和经济机构引起的, 这是不公平的。欧洲政治家陷入了他们自己造成的困境, 正像俄狄浦斯, 他们被以往的决定裹住了手脚。面对危机, 政治家们和欧洲人已经忽略了并继续忽略着其他可能的选择: 对于金融和经济利益的关注和此方面的报道压倒了关于欧洲身份认同的报道。欧盟越来越忘记了它建立的初衷, 它的创建并不只是为了扩大经济福利, 它的创建也是为了纪念2500 年以来的欧洲文化, 为了保障和平与团结。在欧洲大陆上, 有过辉煌的文化, 也有过血腥的战争, 欧盟的建立是对弱者、个体和国家的承诺。

对命运事件的美学省视即是悲剧(很多希腊悲剧涉及特洛伊、波斯和伯罗奔尼撒战争), 以及悲剧衍生出的欧洲小说和电影以及如葡萄牙发多( Portuguese fado) 这样的流行体裁的民谣, 不但对于悲剧情感的建立起了关键作用, 也大大地增强了人们对于遭受坏运气的个人和欧洲国家的同情感。福利国家和莱茵兰(Rhineland) 模式正是欧洲悲剧情感的具体成果。这个意义上的欧洲理想无疑是诱人的, 但并不总是受人垂青。目前, 它更是置身于危险地带。危机拖得越长, 欧洲理想就越可能葬身于金融体制的祭坛之上。

四、主权债务还是苏菲?

摇摇在结论中, 我想重申我们现在所处的悲剧形势。如果要政治家们和欧洲人民对最令人震惊的危机时刻排一下序, 那么, 希腊总理Papandreou 对希腊全民公决的呼吁将无疑高居榜首。2011 年10 月,在几个星期的政治苦斗后, 法国总统萨科齐( Nickolas Sarkozy) 、德国总理默克尔( Angela Merkel) ,得意洋洋地抛出了“默科奇冶(Merkozian) 计划来应对金融危机。人们对以此计划抱有很高的期望,认为它将化解危机或至少带来短时间和平。计划除了对欧元与欧盟的总体性关注以外, 尤为重视希腊问题。希腊已经危在旦夕, “默科奇冶计划试图救其于水火, 为了阻止近在咫尺的崩塌, 希腊将收到解困救助的下一笔款项。希腊可以收到需要的资金, 但是条件是: 希腊国民为此必须进行更多、艰苦的改革。非常出人意料的是, 希腊并没有感激涕零地接受这个条件。总理Papandreou 已经在国内外都激烈地批评了此项解决办法, 他希望每个人都作出决断, 倡议举行全民公决。每个人都惊愕万分。大多数人预料, 全民公决的结果将是对改革计划的否决, 结果是, 希腊将会使欧盟进入更恶劣的天气。但是, 称全民公决为悲剧责任的民主化也许更为合适。

如果我们将对全民公决结果的猜测暂且放置一旁, 我们会注意到, 事实上, 希腊总统Papandreou是在要求他的人民承担责任。他要人民明白, 即使在这个危机时刻, 他们仍可以选择, 尽管这种选择并不是很吸引人: 是要彻底的破产, 还是要主权基本丧失外加痛苦的改革计划。这是一种在两个避之不及的可能性中的选择, 在两种恶中间的选择, 类似于在害虫和霍乱中作出一个选择。无论人们进行何种选择, 带来的只有痛苦。认识到这点是困难的, 特别是, 因为欧盟内部的主流看法似乎是, 鱼与熊掌可以兼得。新自由主义天堂———囊括每个人的福利制度似乎在一段时间内是可行的。但是, 人们终将发现,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不尽是美好的。

新自由主义已经对劳作在发展中国家血汗工厂里的工人展现了其狰狞面目, 现在, 轮到欧洲人面对看不见的手的阴暗面了。当前, 欧洲似乎面临着如下问题: 存在着一种具有人的脸孔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吗? (与这个问题相呼应的, 是与二战以后的东欧集团相伴相随的另一个问题: 存在着一种具有人的脸孔的共产主义吗?) 希腊是第一个面临着这些痛苦选择的国家, 很可能它不是最后一个。然而, 我们应该意识到, 这些并不是我们能够作出的唯一的胜负攸关的选择。尽管加入欧盟注定使我们身陷两难的经济危局, 但是, 它却可以使我们暂时摆脱苏菲的抉择。

如果我们询问欧洲公民, 他们宁可受困于哪种困境———是主权债务危机还是苏菲的抉择———我们可以期待, 回答将是清晰明确的。所以, 让我们确保不会在这次主权债务危机中牺牲和平、团结和崇高之美吧。政治家的当务之急, 是把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 在政治和文化的意义上定义欧洲, 而不是单纯在经济的意义上这样做。

(华铭译, 吉林大学博士生; 邢立军校译,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 马摇妮摇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