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斯·德·穆尔:《从开放设计到元设计——3D打印数据库本体的冲击》,《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0期。
约斯·德·穆尔:《从开放设计到元设计——3D打印数据库本体的冲击》,《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0期。[Jos de Mul, From open design to metadesign. Social Science Front, no.10, 2014, 248-254]
国外社会科学从开放设计到元设计(metadesign) ——3D打印数据库本体的冲击
约斯·德·穆尔
(伊拉斯谟大学哲学系,荷兰鹿特丹 3062PA)
摘要:3D打印技术日益成熟并开始为诸多领域所应用,已经并将持续对科学技术和人类生活各个领域产生革命性影响。而3D打印与其他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一样,毁誉参半,对其是否应该广泛应用争论不下。文章将从3D打印对设计界的影响,特别是对于计算机本体数据库的应用角度分析、阐释该技术的优势及其广泛应用的不可回避性,提醒要重视其负面效应。
关键词:3D打印;元设计;本体数据库
3D打印作为一项备受关注的技术,其令人咋舌的功能在医疗、工业、生活领域内引起的巨大变革已经使我们不得不持续对其关注和思考。3D 技术在法律、监管、社会、政治以及经济模型创新等方面都已经有了不同理论维度的探讨。在这篇文章里,我将不同于以往的讨论,从另外一个角度——设计,特别是开放设计(open design)的角度来讨论3D打印的问题。
在Fabricated: The New World of 3D Printing[1]这本书中,Lipson和Kurman认为“3D技术是我们设计和制作东西的方式的一场革命”,因为它把一个物体的软件设计和它的实物显示(physical manifestation)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密。[2]尽管我认为在信息与通讯技术(ICT)世界里,当说起革命一词,我们应该多少有所怀疑,但是,很明显,3D技术在很多领域都有前途,而且,因其开放的特点(至少在一些方面是)而对传统设计实践提出了挑战。
接下来,我将讨论数据库本体(database ontology)的蕴意,这种数据库本体表征着我们当今设计界。我将要强调,为了发展开放设计的积极一面而不落陷阱,设计者不应该轻易放弃作为设计者的活动,而且更应该重新设计这些活动。未来的设计者不得不成为一个数据设计者,一个元设计者,他们不是设计一种客体对象,而是设计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没有技巧的使用者可以通过使用者友好界面(user-friendly)设计自己的东西。
3D打印可以看作设计界的一个发展,它使设计行为的重新定义成为必要。2010年阿姆斯特丹重新定义设计大会[3]的宣传词中对开放设计的状况描述道:“设计工业正在经历着根本性的改变。开放设计、可下载的设计和分散的设计使得设计工业民主化,也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设计者和制造者。”这则消息的潜在意思似乎是说,开放设计,本质上是好的,我们应该发展它。(为了简略,我用open design 这个词来总括之前提到的那些设计界的发展,包括了可下载的、分散的设计以及重组模块使设计变得个性化,并用3D在家里或街角的专业商店打印出来)。尽管我对开放设计(或者任你管它叫什么)总体上持积极的态度,但是我认为还是应该注意这进程中的困难和陷阱,以避免我们会犯那种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的错误。
文章分三个部分。首先我会对开放设计进行一个简要的描述。大部分人对开放设计是熟悉的,但是由于这个概念具有诸多不同的含义,因此容易产生概念混淆,对这些含义谜团进行说明或许是有用的。在论文的这部分,我也会概括一些开放设计将会或者已经遇到的反对意见。
正像“开放运动”(open movement)的其他成员一样,开放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紧密相关(我们将会看到,开放运动包括多个运动,比如开放软件资源、开放科学、开放科技等。特别是开放生物学运动,是开放运动中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由于这个原因,为了能够对开放设计的机遇和陷阱都看得更清楚,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数字领域(digital domain)的基本特点。因此,在论文第二部分,我会简要描述数据库本体,它是计算机的基础(ABCD of computing),也是数字领域的基础。
在论文第三部分,我会探讨一些数据库本体对设计界的影响。我将强调,为了发展开放设计的积极方面,而不掉入陷阱,设计者不应该过多放弃作为设计者的活动,而是重新设计这些活动。今后的设计者应当成为数据库设计者,或者说元设计者,他们不设计物品,而是定义设计空间,以便于那些缺乏技巧的用户以简便易行的方式进行设计。
一、开放设计
约斯·德·穆尔 著《阐释学视界——全球化世界的文化间性阐释学》麦永雄 方頠玮 译 《外国美学》第20辑 (Hermeneutic perspective: Intercultural hermeneutics in a globalized world)
约斯·德·穆尔 著《阐释学视界——全球化世界的文化间性阐释学》麦永雄 方頠玮 译 《外国美学》第20辑 [Jos de Mul, Hermeneutic perspective: Intercultural hermeneutics in a globalized world. International Aesthetics, no. 20 (2012), 312-336]
阐释学视
界——全球化世界的文化间性阐释学[1]
约斯·德·穆尔 著 麦永雄 方頠玮 译
摘要:本文从 “经验视界”的常用隐喻出发,探讨文化间性阐释学(intercultural hermeneutics)的三种不同类型,它分别把阐释学的诠释构想成视界拓展,视界融合和视界播撒。可以认为,阐释学史上这些赓续的阶段分别源于——但并非是严格地限于——全球化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阶段。以中西语言和哲学相遇合的一些令人瞩目的契机为例,对文化间性阐释学这三种类型的优长和不足展开讨论。要论辩的是,尽管从理论的视野来看,这三种阐释学类型是互相排斥的,但是作为当代阐释的存在方式,我们有赖于这三种不同的阐释学实践,并且无法避免地与它们共生。
关键词:文化间性阐释学;全球化;阐释学视界;汉语;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柏拉图;孔子;徐冰
《主权债务危机还是苏菲的抉择:论欧洲的悲剧、罪恶与责任》(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or Sophie’s choice. On European tragedies, guilt and responsibility)
约斯·德·穆尔,里斯贝思·努尔德格拉芙 :《主权债务危机还是苏菲的抉择:论欧洲的悲剧、罪恶与责任》《新华文摘》2012年第13期全文转载 [Jos de Mul andLiesbeth Noordegraaf-Eelens,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or Sophie’s choice. On European tragedies, guilt and responsibility),(originally published in Social Science Front no.4 2012), Xinhua Digest, no.14 2012].
《主权债务危机还是苏菲的抉择:论欧洲的悲剧、罪恶与责任》(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or Sophie’s choice. On European tragedies, guilt and responsibility)
约斯·德·穆尔 里斯贝思·努尔德格拉芙 《主权债务危机还是苏菲的抉择:论欧洲的悲剧、罪恶与责任》《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4期 [Jos de Mul and Liesbeth Noordegraaf-Eelens.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or Sophie’s choice. On European tragedies, guilt and responsibility, Social Science Front, no.4 2012, 1-5]
主权债务危机还是苏菲的抉择: 论欧洲的悲剧、罪恶与责任
[荷] 约斯·德·穆尔 1 摇里斯贝思·努尔德格拉芙 2
(1作者简介: 约斯·德·穆尔( Jos de Mul), 荷兰伊拉斯谟大学哲学系教授, 研究方向: 哲学人类学; 里斯贝思·努尔德格拉芙(Liesbeth Noordegraaf-Eelens), 伊拉斯谟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 哲学、经济学。郾伊拉斯谟大学哲学系, 荷兰鹿特丹3000 DR; 2郾伊拉斯谟大学经济学系, 荷兰鹿特丹3000 DR)
摇摇摘要: 2011 年, 针对金融危机, 欧洲峰会叠起, 但效果不佳。 我们应该开始在金融领域之外进行深入 思考。 文章将以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的故事及《苏菲的选择》 为例, 阐释悲剧的意义, 从而透视欧洲危机 的深层问题。 解决欧洲危机的关键在于唤起人的责任感。 新自由主义弊端开始在欧洲显现, 当前, 迫切需 要将政治与经济联系起来, 在政治和文化的意义上定义欧洲, 而不是纠结于金融政策的改革。
关键词: 欧洲; 主权债务危机; 悲剧; 责任
中图分类号: G02摇文献标识码: A摇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2) 04-0229-05
约·德·穆尔《数据库建筑:对可能性艺术的人类学考察》Database Architecture: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Jos de Mul. 约·德·穆尔《数据库建筑:对可能性艺术的人类学考察》雷礼锡译,载《襄樊学院学报》 第31卷第4期,2010年4月,第10—21页。[Jos de Mul, Database Architecture: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Journal od Xiangfan University, Vol. 31 (2010), no. 4, 10-21].
数据库建筑:对可能性艺术的人类学考察
[荷兰]约·德·穆尔1著;雷礼锡2译
(1 伊拉斯谟斯大学哲学系,荷兰鹿特丹 3000; 2 襄樊学院美术学院,湖北襄樊 441053)
摘 要:康斯坦特·纽文惠斯的“新巴比伦”作为一种富有远见的建筑设计方案在赛博空间理论方面有重要发现,成为当今重组城市化与数据库建筑的典型案例。数据库建筑概念不只是一种信息论的体现,更重要的还是代表了一种面向未来的智能环境建筑理念。数据库建筑借助计算机辅助设计手段,意味着建筑发展趋向无限可能的艺术形式,并促成完全虚拟的建筑设计和建造,可能让人们居住在赛博空间,居住在完全由信息构造的建筑物里。人在本性上的有限、自由、游戏、无家可归成为重审“新巴比伦”、正视数据库建筑的重要基础。
约斯·德·穆尔 , 激进浪漫主义 (Radical romanticism)
Jos de Mul. 约斯·德·穆尔 , 激进浪漫主义 (Radical romanticism), in: 社会科学战线 (Social Science Front). 年第3期 (Issue 3, 2010), 第227-231页.
摘要: 在很多人看来 , 浪漫主义应当作为一个批判对象而存在 , 因为在本质上它是一种反启蒙 , 对扎 根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和民主文化构成了永久的威胁 。 文章认为 , 那些通常被归罪于浪漫主义的恶行事实 上并不是根源于过度的浪漫主义 , 而是由于浪漫主义的欠缺才发生的 , 浪漫主义并不追求绝对 , 它已经意识到绝对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 。 也正是由于浪漫主义对待绝对的这种态度 , 使它成为介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一种立场 。 如果说现代性以追求绝对的热情为特征 , 而后现代性以对这种追求的反讽为特征 ,那么 , 浪漫主义就构成了现代性的热情和后现代性的反讽之间的一种 “ 震荡 冶, 它对于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 。 技术崇高( technological sublime ) 是现代性的合理结果 , 它的效应对于人类而言是喜忧参半的 。 在技术崇高咄咄逼人的现时代 , 艺术虽然不足以拯救我们 , 但是它可以使力得到舒缓 。 关键词: 激进浪漫主义 ; 艺术 ; 崇高 中图分类号: B835摇 文献标识码: A摇 文章编号: 0257-0246 ( 2010 ) 03-0227-05
数据库美学与全球化世界 [Database Aesthetics and Globalizing Worlds]
约斯·德·穆尔, 数据库美学与全球化世界,雷礼锡译,载范明华主编:《美学与艺术研究》,第2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421-424 [Jos de Mul, Database aesthetics and globalizing worlds, in Research on Art and Aesthetics, Vol. 2 (edited by Fan Minghua).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421-424]
数据库美学与全球化世界
约斯·德·穆尔1 撰 雷礼锡2 译
(1伊拉斯谟大学 哲学系 荷兰 鹿特丹;2 襄樊学院 美术学院 湖北 襄樊 441053)
按:约斯·德·穆尔的这篇文章旨在强调全球化背景中计算机与数字信息技术对当今艺术与美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他使用“数据库美学”概念来讨论这一话题,认为世界已变成巨大的数据库,艺术与美学也要基于这种数据库来谋求自身的变化与创新。作为前任国际美学学会秘书与现任国际美学学会主席,约斯·德·穆尔正努力将这一话题变成艺术与美学领域的全球性话题。在征得约斯·德·穆尔本人授权后,译者译出此文,希望对艺术与美学界的同仁有所启迪。
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曾说过,若有人只有一把锤子,会把一切看作钉子。由于文化全球化,计算机迅速变成主要工具,世界变成巨大的数据库。
当信息技术在遗传控制领域得到展开应用时,我们知道数据库本体在运作。地球上的生命基因库不再主要构想成偶然的和实际的进化集群,而是看作无数虚拟生命形式的数据库,并能按意愿得到实现。换言之,艺术拼贴已成为逼真的创造技术。生物学家能利用计算机程序来模拟非主流的进化,以便创造适于现实的特殊替代品。过去的生命形式的新生,不仅能通过信息技术处理得到实现,而且能通过偶然的或有意的突变来实现;甚至将来的生命形式也能成为信息技术的操控对象(如一种特殊形式,A·吉登斯称作“未来殖民地化”)。虽然尚无斯皮尔伯格的《侏罗纪公园》或如《铁甲威龙》之类的科幻电影里的壮观方式,但是,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多地移居着新的、转基因的生命形式(并因此伴随着后自然美与丑的新形式),它们因生物信息技术的援助而创生。
[荷兰]约斯·德·穆尔:《数字化操控时代的艺术作品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digital recombination)
Jos de Mul. [荷兰]约斯·德·穆尔:《数字化操控时代的艺术作品》,吕和应译,《学术研究》(广州),2008年第10期,第132-140页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digital recombination", translated by Lü Heying, Academic Research Journal (Guang Zhou), 2008, No.10, p. 132-140.
约斯·德·穆尔 (荷兰 鹿特丹 伊拉斯谟大学,国际美学会主席)
吕和应 译 (复旦大学历史系 200433)
1. 导论
艺术家总是在利用媒体(media),不管是那些创作壁画的史前绘画者,还是那些依靠计算机技术工作的新媒体艺术家。在此处作广义使用的媒体,意即“传达信息的方式”[1],它们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手段而已。从康德的哥白尼革命起,我们知道了,经验是由感性的诸形式和人类知性的诸范畴组成和构造的,而在哲学界所谓“语言学和媒体转向”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媒体对塑造人类的心灵和经验起着关键作用。媒体是各种界面,不仅是我们与世界(命名)、还是我们与同伴(交流)以及我们与自身(自我理解)的中介。审美经验也不例外:艺术媒体也是不仅构造艺术家的想象力、也是构造艺术品和审美接受的界面。[2]